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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 名词解释或简答

2019-09-10 05:13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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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是主席提出来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

  “双百”方针是促进团结的方针。文艺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文艺队伍自身也需要团结。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直抒胸臆,自由选择适合个人风格、适合内容需要的表现手法,才能做到真正的团结。在各门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观众、听众和评论家之间,都要提倡平等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线.“双百”方针是符合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文艺创作是作家、艺术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是充满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劳动,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感受、体验的升华,凝结着创作者的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渗透着创作者的人格力量。有了自由的外部环境,才能使创作潜能充分发挥。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创作自由是文艺工作的基本规律,“双百”方针是实现创作自由的根本保证。坚持“双百”方针,就是要求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责时,避免官僚主义,废止文艺创作领域里的行政命令,要通过与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平等地交换意见,从各个方面提供条件,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文艺创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3.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1957年初,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党内外各种场合,多次就“双百”方针的背景、内涵、意义进行阐述,并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作了新的延伸和扩展。

  第一,“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认为,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误东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着害怕,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发展。

  第二,“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恶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衰退,见不得世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他告诫党员和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读一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

  第三,尊重艺术和科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风格,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第四,“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线)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还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供会议代表参阅。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22)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已真实地反映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文艺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在文艺工作中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赋予“双百”方针以科学的内涵。他在谈到“百花齐放”时说,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谈到“百家争鸣”时说,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他主张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双百”方针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文艺政策,对“双百”方针有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述。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实行“双百”方针,要求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无论是提高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艺术的优劣高下和学术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艺术实践,靠平等的争鸣。要在努力探求客观规律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竞赛,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从、对“双百”方针的论述中,我们体会到两个层面的辩证统一:既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正确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强调艺术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能力。

  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关键是处理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系。有人担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指导地位,是指各种学术流派、艺术派别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如果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会声音单调、色彩灰暗、观念僵化、思想停滞,这样的文化是不会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时,“百家争鸣”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绝对的自由争鸣是不存在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争鸣,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研究是苍白乏力的。“百家争鸣”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经院哲学,而是为了鼓励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探索。如果各种流派和学说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势必出现良莠不分、观念浅薄、思想混乱的局面。这样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贻害党、贻害祖国、贻害人民。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事实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双百”方针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开阔视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此外,还应处理好“双百”方针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其他方针的关系,如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等等。

  当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对文艺、科学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双百”方针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施行,文艺、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文艺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呈现出可喜的繁荣局面。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我们认为,一要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着力自主创新。二要与“二为”方向进行有机的结合,坚持原则和立场,完善手段和方法,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处理好“为什么”和“怎么为”的关系。三应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学术问题提倡自由争鸣,政治问题必须守住底线。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况下,不急于作出结论。对明显带有政治错误的问题,则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理直气壮地加以解决。四是社会各界应为广大文艺家、知识分子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氛围,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襟和气度,认真倾听、科学对待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各种声音,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鼓励创新,支持探索,尊重艺术、学术本身蕴涵的基本发展规律,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最大限度地解放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生产力,真正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这也许是“双百”方针提出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下,聆听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滚滚春雷,享受着“文化力”带来的无穷乐趣和种种实惠的新时代的春天,深情回望“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与此期间,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

  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 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

  1、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展开全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是主席提出来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

  “双百”方针是促进团结的方针。文艺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文艺队伍自身也需要团结。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直抒胸臆,自由选择适合个人风格、适合内容需要的表现手法,才能做到真正的团结。在各门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观众、听众和评论家之间,都要提倡平等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线.“双百”方针是符合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文艺创作是作家、艺术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是充满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劳动,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感受、体验的升华,凝结着创作者的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渗透着创作者的人格力量。有了自由的外部环境,才能使创作潜能充分发挥。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创作自由是文艺工作的基本规律,“双百”方针是实现创作自由的根本保证。坚持“双百”方针,就是要求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责时,避免官僚主义,废止文艺创作领域里的行政命令,要通过与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平等地交换意见,从各个方面提供条件,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文艺创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3.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

  展开全部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一、“双百”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1957年初,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党内外各种场合,多次就“双百”方针的背景、内涵、意义进行阐述,并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作了新的延伸和扩展。

  第一,“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认为,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误东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着害怕,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发展。

  第二,“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恶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衰退,见不得世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他告诫党员和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读一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

  第三,尊重艺术和科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风格,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第四,“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线)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还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供会议代表参阅。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22)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已真实地反映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文艺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在文艺工作中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赋予“双百”方针以科学的内涵。他在谈到“百花齐放”时说,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谈到“百家争鸣”时说,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他主张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双百”方针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文艺政策,对“双百”方针有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述。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实行“双百”方针,要求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无论是提高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艺术的优劣高下和学术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艺术实践,靠平等的争鸣。要在努力探求客观规律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竞赛,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从、对“双百”方针的论述中,我们体会到两个层面的辩证统一:既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正确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强调艺术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能力。

  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关键是处理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系。有人担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指导地位,是指各种学术流派、艺术派别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如果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会声音单调、色彩灰暗、观念僵化、思想停滞,这样的文化是不会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时,“百家争鸣”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绝对的自由争鸣是不存在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争鸣,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研究是苍白乏力的。“百家争鸣”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经院哲学,而是为了鼓励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探索。如果各种流派和学说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势必出现良莠不分、观念浅薄、思想混乱的局面。这样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贻害党、贻害祖国、贻害人民。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事实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双百”方针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开阔视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此外,还应处理好“双百”方针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其他方针的关系,如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等等。

  当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对文艺、科学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双百”方针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施行,文艺、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文艺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呈现出可喜的繁荣局面。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我们认为,一要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着力自主创新。二要与“二为”方向进行有机的结合,坚持原则和立场,完善手段和方法,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处理好“为什么”和“怎么为”的关系。三应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学术问题提倡自由争鸣,政治问题必须守住底线。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况下,不急于作出结论。对明显带有政治错误的问题,则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理直气壮地加以解决。四是社会各界应为广大文艺家、知识分子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氛围,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襟和气度,认真倾听、科学对待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各种声音,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鼓励创新,支持探索,尊重艺术、学术本身蕴涵的基本发展规律,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最大限度地解放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生产力,真正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这也许是“双百”方针提出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下,聆听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滚滚春雷,享受着“文化力”带来的无穷乐趣和种种实惠的新时代的春天,深情回望“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与此期间,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

  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 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

  1、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展开全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是主席提出来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团结的方针。文艺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文艺队伍自身也需要团结。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直抒胸臆,自由选择适合个人风格、适合内容需要的表现手法,才能做到真正的团结。在各门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观众、听众和评论家之间,都要提倡平等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线.“双百”方针是符合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文艺创作是作家、艺术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是充满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劳动,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感受、体验的升华,凝结着创作者的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渗透着创作者的人格力量。有了自由的外部环境,才能使创作潜能充分发挥。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创作自由是文艺工作的基本规律,“双百”方针是实现创作自由的根本保证。坚持“双百”方针,就是要求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责时,避免官僚主义,废止文艺创作领域里的行政命令,要通过与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平等地交换意见,从各个方面提供条件,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文艺创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3.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